别阻挡农民二哥变身为城市小资

难得糊涂

日前，一段《女民工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讨薪》的视频在网上走红。视频中一名自称农民工的女性仿照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讲述自己被用工方拖欠工资350万元的事实。拖欠农民工工资已经是社会顽疾，这可能是急剧转型的社会难以避免的社会通病。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一书中，笔者认为农民工这个被我们忽视甚至歧视的群体或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了解这个逻辑首先要了解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城乡二元结构所问题存在。

中国经济结构的最大失衡：

从统计上看，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有了很大增长，即从1978年的约18％到今天的约45％，以每年接近1％的比例增加。但是，在我国的城乡二元隔离体制下，现在已经进入城镇的约15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作为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游离在城镇生活边缘。按能够享受城镇市民收入福利保障待遇的户籍人口计算，我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大致28％左右，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应当是今后调整经济结构的核心所在。

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

首先，造成了内需增长的严重阻碍。本来农民大量和源源不断地进入非农产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的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供给和经济爆发性持续增长的源泉；相应的农民市民化和其赡养人口的城镇化提供了内需增长的强劲动力，二者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平衡发展。但我国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前者的收入如果能逐步向后者靠拢，这种低端收入的提高会大部分转化为消费需求，我们就根本不必忧虑贸易顺差形成的约2万亿人民币外需缺口的任何萎缩。农民工在提供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这是我们依赖外部需求的主要原因。

其次，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市民化，也进一步扭曲了我们的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由于农民工绝大部分是在第二产业就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企业基本上不考虑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劳动力再生产和繁衍的教育及培训费用，很多地方完全依赖和满足于对中青年劳动力资源的近乎掠夺性开发和使用。廉价劳动力在一个长时期中的近乎无限供给阻碍了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提升与升级换代。

其三，资源的逆向配置。由于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农民工的储蓄基本上是汇回原籍乡村，赡养父母子女以及在乡村建房置业，以备失业还乡。这样，在亿万农民已经、正在和必将逐步离开的地方在不断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们已经就业和还会不断进入的城镇却无房可有可居。同时，1亿多农民工及其后续者的离乡不离土、离家不移家，影响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规模经营，阻碍了减少农民、富裕农村的现代化正常进程。

其四，城市化建设的畸形发展。由于城市发展并不考虑已经就业的农民及其家属，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出现了围绕少数城市居民自我循环的高端化发展。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的发展脱离了我国的土地等资源稟赋和人均实际负担能力。国家为保基本农田红线不得不严格控制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土地的巨大需求，造成城市供地的制度性稀缺，进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价和房地产价格。这样导致在高房价面前，不仅农民工望洋兴叹，就连城市中下层居民也望而却步，致使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越垒越高。

最后，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逐步融入城镇，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他们在城乡文明交错的冲击和夹缝中长大，教育环境差和不稳定，有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个人数不断迅速增加的庞大社会阶层长期处在流动的困惑和焦虑状态，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隐患。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隔离，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藩篱，已经使得城镇出现了公民权利的巨大分裂，很多城镇享有法律上福利保障和公民权利的人已经变成人口的少数。这种公民基本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权利的撕裂，其实是中国社会民主和法治发展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