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孤陋寡闻，师专毕业，竟不知道大诗人卞之琳，也难怪，那时他还没有正式“解冻”，他的诗还是禁区。卞之琳的《断章》最早是王绍军背诵给我的，觉得太棒了，就从学生的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让他给我写了下来，贴在办公桌前的墙上。王绍军的钢笔字像他一样清秀有力。那时，我和王绍军都在乡下中学教书，都是文学青年。
今天当我含泪送别他的时候，突然想起了绍军多年前给我背诵的卞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我所知道的王绍军的“断章”是从1977年春开始的。
那时，我们这些几乎荒废了小学初中的乡下孩子，懵懂走进了崔庄中学。我在八班，绍军在九班，后来成为绍军妻子的女同学岳美英在七班。
透风漏雨的教室，低矮的院墙，破败荒凉的校园镶着那个百废待兴年代的痕迹。说是高中生，可我们还像在初中“开门办学”那样，除了疯跑玩闹，就是脱坯烧砖、垒院墙修厕所、种菜种庄稼浇地。我经常与绍军碰面，说话不多，觉得他腼腆内向，总是悄悄来悄悄去，也不参与同学间的玩闹，只知道他在九班成绩很好。高二时，学习气氛渐浓，学校分快慢班，我和绍军都到了快班，由于学习紧张，彼此交流不多。
高二最后一个学期，县教育局决定以插班生的方式把各个学校尖子生集中培养，我和二十多个同学考到肥乡中学。而成绩很好的王绍军却没参加考试，当时我还纳闷，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绍军的家庭条件较差，怕去肥乡中学开销大。
绍军老家是东魏村，距我村四五里路，是我们公社最穷的村，盐碱地多，粮食少，出门讨饭的多，光棍汉多。那时同学都穷，冬天也很少有穿袜子的，大多男同学的裤子短，就像现在的“七分裤”“八分裤”，因为我们的个子长了，家里没能力给做新裤子。午饭都是带两个窝头一块咸菜，就这个，有时绍军也不能保证。所以吃午饭时，绍军经常不与同学们在一起。后来从绍军那里得知，他上有六个姐姐三个哥哥，高中时父母相继去世，放寒假回家，自己住在冰冷的半间草屋里，没有门子，挂着一个谷草帘子，没有炉火，夜里冻得直咬牙。但是，他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名师范，我却落榜，只有复读再考。
我师专毕业，绍军已经参加工作一年了。我专门到绍军任教的前王固小学看望他。小学就几间房子没院墙，土炕占了办公室大半，没有桌椅，我们就坐在炕沿聊天，谈未来，谈理想，那时我们都才十九岁，正是有憧憬的时候。
崔庄中学是县教育局直属，这年暑假后开学，我分到母校任教，绍军也调进了乡中学，那时两个学校还没合并，仅一墙之隔，我们常常在低矮的土墙上跳过来跳过去，有时间就聚在一起。
那时我开始在地区报副刊发一些“豆腐块”，绍军写诗歌散文，他不投稿，写了放进抽屉，有时让我提意见。说实话，他的文字比我的老练。我们都喜爱贾平凹的文章，有一天绍军在校长屋看《人民日报》副刊有贾平凹的散文《丑石》，就悄悄剪下来给了我。他去邯郸时在书店买了贾平凹的散文集《月迹》，薄薄的一个小册子，他不知翻了多少遍，后来也忍疼割爱把书送给了我。
绍军的智商是同学公认的。我觉得以他的聪慧，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诗人。
可不久，绍军把诗人的浪漫写进了爱情。他与高中女同学岳美英结婚了。
应该说，这是才子佳人式的结合，我也毫不怀疑他与美英的真挚感情。但是，在具体细节上，绍军一度苦闷。美英在家是老大，下有四个妹妹，父母愿意让美英留在家里。这就涉及到婚姻形式问题，也就是说，绍军要做上门女婿。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和封闭的乡村，这对绍军是个考验。有人私下议论，绍军要人才有人才，要工作有工作，为啥走这一步？在这些人眼里，绍军是吃亏的。可绍军没有辜负美英的真诚，按照乡下的程序与美英举办了婚礼。
虽然家庭条件不好，可说实话，绍军不走这一步，也未必就会一直单身，何况他是吃皇粮的，那时的非农业户口是相当吃香的。而且绍军个头高挑，浓眉大眼，温文尔雅，相当帅气。再者我想，农村经济条件也开始好转，他的哥哥姐姐们也不会对这个最小的弟弟坐视不管。可他却对我说，咱都参加工作了，不能老麻烦别人，哥哥姐姐都拖家带口的，都不容易。不就是结婚啊，在哪儿不是过日子？
他的豁达让我惊异。
寻找爱情需要浪漫，而经营婚姻就需要汗水和付出。这点，绍军在岳家做的比一个亲生儿子都好。十几亩责任田的犁锄耪耙，绍军样样在先；夜里浇地，绍军一熬就是一个通宵；暑假期间，常见他顶着烈日在密不透风的棉花地里整枝打叉，喷药治虫；岳家是崔庄村的大户，虎口夺粮的麦收时节，十来个本家合作打场，作为主劳力，绍军连续十多天不能睡觉。一次他问我：东汇你说啥时候最幸福？我答不上来。他说，打麦子最困的时候，能在麦秸窝睡一会儿，感觉最幸福。由此不难想象绍军的辛劳程度。
绍军是一个爱整洁的人，在学校他的衣服不管新旧总是干干净净，办公室的床铺桌椅也是一尘不染，不像我那样邋遢。可结婚后，时常见他脖子上挂条湿毛巾挽着裤腿扛着锄头铁锨疲惫地走在土路上。
绍军在课堂上很受学生欢迎，在田地里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在处理家庭和邻里关系上也显出他的过人之处。
因为宅基纠纷，绍军受到一个邻居的无端辱骂，可绍军并不还口，而是讲道理，寻找司法依据，使对方心服口服。所以，绍军在岳家和乡邻之间口碑甚好。绍军病逝，我去吊唁，到崔庄村一个花圈店买花圈，听说我们给绍军送的，店主主动提出少收十块钱，店主的母亲感叹：这孩子太可惜了，在俺村没人说这孩子孬的。
我知道，老大娘的话是绝对真实可信的。
结婚后的绍军并没有陶醉于眼前的生活，和我们几个年轻教师一样，绍军也有自己的梦想。1984年我到县城工作，第二年绍军也到肥乡中学任教。都住单身，晚上我经常骑车子找他聊天。我到邯郸工作后见面机会少了，知道他工作并不如意，先后在县团委，因为年龄偏大，又到武装部临时帮助工作，直到到了县委组织部才安定下来。1993年我全家搬到邯郸，回家更少，可只要去县城，我都会给绍军打电话见面。因为脾气相投，爱好相同，都是穷苦出身，见了面我们总有很多话要说。(责任编辑：婷婷)











凤凰注册,选择平台买彩票记住凤凰注册www.caipzhoushi.com